原标题：《我爱你！》 》：用韩彦的方式解决哈内克的问题

文丨石川（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05电影网庄涵燕新片《我爱你！》 ”延续了导演一贯聚焦生命困境的视角，依然聚焦人类无解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终极问题，比如先天性疾病、绝症、死亡。只不过，这一次，“我《爱你！》将叙事重点从青少年群体转移到中老年群体。

近十几年来，青春片一度引领了中国本土类型片的潮流，但像韩延这样的人却很少。 青春片的浪漫躯壳下，却隐藏着一些沉重而压抑的“疾病”。 他的《第一次》、《肿瘤先生滚出去》、《送你一朵小红花》都是这样的作品。

按常理来说，这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并不是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问题，但相反，它更能体现韩延自身的创作态度和直面惨淡生活的勇气。 于是，他以一人之力，将本土青春电影的创作流程变成了中间的一个大弯，将其从浪漫虚荣的半空拉向浑浊而又生机勃勃的红尘。

年轻人遇到生、老、病、死等麻烦话题时，不回避、不推卸，敢于正视，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千人一面，独行”，至少说明他已经跨过了无知青年的门槛，到达了“成熟”人生的彼岸。 在本土青春片主创中，韩延的外表最为“成熟”。 除了以上三部电影，包括他最近的《人生大事》，都可以视为本土青春电影创作走向成熟、回归现实主义的标志。 今天的《我爱你！》 ”只是韩延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延伸和拓展。

《我爱你！》故事发生在当代都市的普通小巷，其基本的叙事策略仍然是通过挖掘和整理人物的生活诉求和情感逻辑来构建人物之间的戏剧性冲突。 极致的浪漫之间，保持着一种韩延式的叙事张力。

倪大红饰演的空巢老人就是常伟，一个传奇人物。 他腰上挂着麒麟鞭，愤怒地殴打不孝子，开着破旧的“三蹦子”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与惠英红饰演的守寡孤寂的拾荒女孩李慧茹一起，几经挣扎，终于从世俗规矩中破茧而出，实现了晚年自我价值的重建。 这个结局乐观、阳光、积极，是现实生活的理想化投射。

相比之下，梁家辉饰演的谢丁山和叶童饰演的赵焕新，以及一对因早年爱情失败而郁郁终生的老年夫妇的命运，显得更加黯淡不堪。 在他们身上，有太多世俗的枷锁，让他们无法挣脱。 除了年老体弱、身患绝症等自然因素外，社会、子女、传统伦理的压迫也让他们对生命的最后一程感到提不起兴趣。

因此，剧情似乎呈现出冷暖色调的对比：一方面，现实的伪装被撕去，残酷冷酷的一面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现实的残酷与冷酷的一面被揭开。 隐居乡村的浪漫结局，为复杂而艰难的现实困境提供了一个以暖色调包裹的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 因此，影片显得既现实又浪漫，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然而，这也是一个关于爱情、衰老、疾病和死亡的故事，但哈内克的《爱情》却给人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面孔。 哈内克的电影采取了一种近乎冰冷的严酷现实主义，因此《爱》给观众呈现了绝望和窒息的场景。 就像一个即将下沉的溺水者，越是挣扎，就越是无力。 《我爱你！》中的谢丁山和赵焕新，本可以选择哈内克的方式，让整部影片成为一个沉重而悲伤的黑色故事，但韩延没有这么做。

韩延对原本平淡的故事采取了一种“亮眼”的处理，让观众在窒息的溺水中，仍有机会浮出水面，深呼吸。 他在剧情中插入了一个“高光时刻”，让四个老人互相嬉戏，天空中出现了若隐若现的彩虹。 这样老年童话般的场景多少能让观众暂时忘记命运的不公，让坚硬粗糙的现实温暖一点、软化一些。

说实话，中国观众更喜欢这种灵活的方式。 因为儒家思想讲究中庸，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感情态度，都必须尊崇所谓“云正，坚守中庸，公正不党”。 他尤其信奉“无所谓好坏，太坏则为祸患”的辩证思想。 在中国人看来，哈内克式的现实主义显得过于冰冷，缺乏人情味。 虽然它能揭示人生的真相，但缺乏一些面对现实的积极力量。

中国人是最务实、最理性的。 他们更看重你对真相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文化利益。 所以中国人特别欣赏罗曼·罗兰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

所以中国人的做法就是在无边的黑暗中为别人点亮一盏灯，让人们暂时避免被黑暗吞噬的恐惧。 这是典型的东方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就像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明明是一个极其黑暗、血腥的故事，却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述，才能让它显得更温暖、更乐观。 大概这就是东方文化特有的一种腹语术。 它往往以乌托邦式的美好结局来解决人类在现实中无法克服的生存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谢丁山和赵焕新的故事以悲剧结尾，代表了一种“人生的真相”，那么常伟杰和李慧茹作为前者的“镜像”，则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韩延和大部分观众面对“真相”的应对态度。 有人可能担心这种态度是否过于乐观，是否会导致对事实的歪曲，或者是否意味着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这种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只是浪漫主义者看待世界和现实的一种诗意方式。

有了这个方法，就有了《梁祝》中“蝶变”的尾声； 用这种方法，就能将《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和埃斯梅纳达的尸骨紧紧地埋在坟墓里。 拥抱的结局。 这种方法无法改变现实，但却可以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与世界相处。 它可以用人类的想象力超越物质现实的限制，让人类的精神和情感在更广阔、舒展、自由的诗意空间中飞翔。

这也是韩延作为年轻人用来观察中老年人世界的眼光。 那是来自外界的目光。 这从标题中的“我爱你”三个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我爱你”并不是典型的本土情感表达。 因为中国人的表达都是含蓄的、间接的、表达自己意愿的，很少有“我爱你”式的直白、简单、不张扬。

但年轻一代似乎更愿意接受这种干净、开门见山的西方表达方式。 因此，片名并不是中老年人接受的传统话语，而是属于年轻一代的时尚话语。 它为影片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叙事层面，那就是两代人关于生活观念的对话和分歧。 剧情中，无论是常伟杰还是谢丁山，两人在与孩子的相处中似乎都遇到了一些麻烦。 尤其是谢丁山和赵焕新，基本处于被孩子拒绝、排斥的境地。 所以才会有常伟杰替老友发泄怨气，一鞭打碎宴会的戏。

但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两代人应该如何相处？ 这确实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传统伦理崇尚孝道，不愿意拉大长辈和晚辈之间的距离，反而可能导致两代人过度干涉，甚至干扰彼此的生活； 现代伦理鼓励老年人独立，提倡个性化的生活方式选择，摆脱对孩子的过度依赖。

然而，一旦她像常伟杰一样过于独立，与孩子的家庭关系就会出现裂痕。 即使儿孙众多，她还是会陷入独居的陷阱。 这就像在雪地里生火取暖一样。 如果离得太远，你就感觉不到火的温暖，如果离得太近，你就会被火烧伤。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似乎是当代中国家庭伦理的本质。 面临两难的境地。

剧情中，导演并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但当我们看完电影再回到现实生活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老龄化社会就像一列飞驰的高铁，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向我们驶来。 尤其是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在一天天变老。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会面临常伟杰、谢丁山同样的生活困境。 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到了那一天，我们是否会有比剧情更好、更可行的对策。